特朗普计划通过关税回归来保护美国的工作岗位。然而，过去的经验表明，如果关税设计不当，往往会导致损失更多工作岗位。对政策制定者来说，采用一个更灵活的方式至关重要，以促进工业价值链的增长，而不扰乱生产网络。

美国进口商品中约有20%是所谓的中间产品，这些产品在国内生产中被进一步加工。对这些组件征收关税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特朗普在2018年实施的25%钢铁关税导致下游行业如汽车和机械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上升。这些部门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钢铁生产业，但亏损超过了钢铁行业的收益。

然而，更好的贸易壁垒设计可以有针对性地保护就业。 成品关税已被证明更为有效，尤其是在迫使外国制造商将其生产转移到美国时。 洗衣机行业对此进行了说明：直到2018年全球关税出台后，三星和LG才将其生产转移到美国，最终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消费者价格更高。

在半导体制造或电动车电池生产等行业，关税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行业需要巨额投资和高度专业化的生产，使外国竞争者在应对贸易壁垒时不够灵活。同时，这些因素也使得快速建立本土生产能力变得困难。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可能帮助美国企业实现战略规模效应。

1964年所谓的“鸡肉税”对进口皮卡征收的关税使福特和通用汽车等美国制造商在数十年间占据了主导市场地位。而2018年对中国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则起到了不同的效果：它们仅仅提高了美国汽车制造商的成本，却没有带来显著的就业增长。

当今的全球供应链——例如结合美国创新与亚洲生产的iPhone供应链——需要对关税有现代化的理解。政策应该专注于美国已经具备专业知识的高科技行业，并针对最终产品，以避免沿供应链产生额外成本。